《帕丁頓熊》是韋恩斯坦公司2014年出品的真人動畫結合影片。影片由保羅·金執導， 本·威士肖、妮可·基德曼、休·博內威利、莎莉·霍金斯等主演。影片的故事圍繞一只年輕的秘魯小熊展開，講述了這只喜歡吃果醬的小熊從暗無天日的秘魯抵達倫敦迷路后，與人類發生的一系列特殊經歷的故事。

　　Paddington固然是優秀的賀歲電影，小熊很萌，Brown一家很萌，倫敦人民很萌，故事輕松而溫馨，取景經典好看，笑點很多，妮可演的棒(原來在博物館呆久了會變成這樣嗎…)，導演和音樂都滿分。除了賣萌以外還探討了家庭責任，適應環境等生活問題，溫馨感人。但這篇文章里，我想說的是一些煞風景的場景，一些細節，一些支線故事，一些歷史片段。從啟動“黑暗秘魯”大冒險的倫敦，到現在“Everybody feels at home”的倫敦宣傳。在這個故事里也好，在故事之外的歷史里也好，會說英語的熊也好，不會說英語的人也好，黑人，黃種人，土著人，動物，都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才被動搖瓦解的“西方中心”與“人類中心”的殘片。

　　這個想法的線索，并不是開頭那可愛的黑暗秘魯大冒險。那時候我還沉浸在留學狗離家數年、渴望看世界又發現自己回不去的傷感中——題外話。Paddington來到倫敦，被善良又有童心的插畫家Brown太太撿回家(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畫好繪本!)，坐在閣樓上寫他的倫敦冒險和Brown一家的故事。典型的倫敦中產家庭。父親是風險分析師。大女兒Judy有語言天賦，她不光后來學會了熊語，還一直在學中文，夢想出去闖世界開家自己的小店。她還是個害怕新環境的姑娘。這個妙趣橫生人物介紹當時只以為是個無足輕重笑點，聯系故事整體，卻是個重要的呼應。導演相當細心地從一個小女孩捕捉到了倫敦人的心理。

　　倫敦排外嗎?誰都不跟小熊打招呼，大家趕著上班，在地鐵站橫沖直撞。開始誰都不待見小熊，女孩和父親看到母親跟火車站的小熊說話，覺得匪夷所思。大倫敦并不像探險家介紹的，給小熊一個warm welcome。倫敦很冷，一直下雨。然而，這就是倫敦的傲嬌(或者用大女兒的話來說：embarrassing!這是英國紳士小姐們恐懼的根源)。這個城市因為過去的自豪與榮耀、不可一世的地位被撼動，而陷入一種深深的矛盾中。小熊和他們不同，因而被冷眼相待，被鄰居和這個家庭當做危險“人物”。倫敦唐人街何嘗不是個危險“他者”的聚集地。女兒是這種傲嬌的縮影，她害怕并憧憬著新的環境，新的世界，學習中文，像小熊渴望去倫敦一樣，渴望離開倫敦去看世界。小熊捉賊之后，她也很快接受了它——倫敦在改變。

　　為觀眾們展示這改變的是Brown一家。只有母親，她有個奇特的古董店的朋友，并非土生土長倫敦人，操著奇特的口音，開著家一般倫敦小中產避之不及的“阿三店”。這樣的母親從一開始就維護小熊，并不光是善良友好，而是發自內心的對所有“他者”的包容。而Brown小兒子，新新人類，雖然被父親各種管教，也發自內心接受小熊，成為母親的擁護者。父親的角色不言而喻，他代表倫敦古舊、理性的一面，滿口的percentage，仿佛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的化身。Brown一家中上演著倫敦的各種心理矛盾、身份模糊、從不接受到接受，成長為一個真正包容“世界人民一家親”的倫敦。而這倫敦，從大航海時代直到今天，何嘗不是西方文明的縮影之一?

　　從這點來看，與小熊、Brown一家相對的妮可(片中探險家Clyder的女兒)，現自然史博物館的女檔案員/標本師，也不僅是一個熱愛標本的變態，而是殖民時代權力的縮影。她不僅是反派人物。她和他父親，發現“黑暗秘魯”的探險家Clyder，是倫敦喜劇的黑暗面，真正的悲劇人物。老Clyder因為被熊叔叔所救，與他們交流，拒絕將他們制作成標本，因此被皇家地理家協會排擠。那段回憶殺是全片最富諷刺性、悲劇性與深意的一段——地理家紳士們問，標本呢?老Clyder說，他們不是熊，是人!他們是有智能和文明的!紳士們反問，文明?他們會說英語嗎?他們會打高爾夫嗎?他們會喝茶嗎?他們在學，他們吃果醬，他們有自己的語言，他們有自己的文明——這一切連Brown爸爸都沒法馬上相信，更何況當時那些紳士們。妮可父親對“文明”的理解是“西方中心論”的根基被動搖之后的理解，太穿越了，太超前了，not intelligible.

　　(插播： 嚴格考據下來，就當妮可2014年時四十歲吧，父親探險回來時，她是十歲小女孩，被逐出協會也有八十年代了，薩義德東方主義78年出版，似乎父親歸來時正是西方中心論已被動搖的時期，畢竟這一動搖在二戰后就開始產生了。不過從原作故事系列問世的時間(1960年代)來算，就合理了，父親回來的時候是一戰到二戰之間，人種學研究鼎盛期。)

　　妮可父親是走在“時代前沿”的人，因而被地理家協會排擠，在動物收容所度過一生。妮可發誓以父親為恥，并希望為父親雪恥，然而卻因此成了落后于時代的人——現在是開放的倫敦，街上是動物保護主義者、為弱勢群體聲張正義、強調種族平等與融合的呼聲，她代表的西方中心和殖民時代的權利早被摒棄了，因為她也落得和父親同樣的下場：打掃動物收容所。這是西方中心的末路，“黑暗秘魯”的黑暗歷史，永遠凝固在自然史博物館的標本之中。

　　自然史博物館是個異托邦(heterotopia)，借福柯一個詞。雖然現在早已成為公眾教育的場所，孩子們學習知識、游客們瞻仰珍奇的空間，它同時也是他者的空間;是一個鏡子，讓西方文明在他者的照耀中看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地理家協會”——以及同類的園林家協會、動物學家協會、人種學協會——不光是現代意義的科學研究機構，而是帝國殖民機構，是一個權力機構，人類壓迫他族、以及其他物種的機構(institution)。institution一詞在片中也被夸張、嘲諷。影片開頭，Browns爸爸提出要把小熊送到某個地方，搜腸刮肚說出institution一詞，小兒子腦海中立刻出現了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場景以及大牌匾“Orphanage(孤兒院)”。這是個好笑點，但笑過之后又別有意味。這種壓迫少數的權力機構——孤兒院以及同類的醫院、學校、動物園、監獄、瘋人院、收容所、人種研究所——都是人類(或者西方白人)權力的化身。福柯說過的事，我不必重復。有趣的是，在paddington里面，這種“黑暗”機構以最調侃、尖酸的方式被否決了。倫敦不需要這些，動物和人都不需要這些，需要的是真正的種族平等，一個家以及真正的幫助。因此最后，連標本愛好者妮可都沒有被送去監獄，而是社區服務——對機構權力的最終否決。

　　暫時撇去這些沉重的歷史與現實吧。小熊充滿希望，倫敦也充滿歡樂，當代世界在我們現在看來還算是美好的，倫敦沒有重蹈覆轍，小熊在現在的倫敦找到了家庭的溫暖(幸好叔叔阿姨當時沒有去倫敦!我看開頭再也不會哭了)，不可一世掌握動物生死大權的標本家被送去為動物進行社區服務了。Paddington把這種希望、包容、和諧展現給我們，然后如何將它延續下去，就是我們的任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