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祭日材料手抄報

　　南京大屠殺指1937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淪陷后，日軍于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屠殺。其中日軍戰爭罪行包括搶掠、強奸、對大量平民及戰俘進行屠殺等。屠殺的規模、死傷人數等沒有世界共同認可的數字，但一般認為死亡人數超過30萬。

　　在中國，南京大屠殺往往是民族主義的重要關注點。而在日本，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存在著廣泛不同的情緒及觀點，尤其是日本部份極右份子，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被夸大、甚至是憑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認為否認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修正主義、否認主義的表現。由于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著廣泛的分歧，因此視乎講話者的觀點，南京大屠殺可能被稱為“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及“南京事件”等。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是中日外交及人民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之一。

　　而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南京大屠殺一般英譯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殺)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強奸)等字眼，但總體上人民對其的認知往往遠不如對納粹的種族滅絕過程的認知。

　　親歷和目睹“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經不可多得了，能作見證的人亦即將與時俱逝。但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慘案還懸而未決，讓我們活著的，尤其是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的一代，有責任把“南京大屠殺”這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最突出的慘絕人寰的日軍罪行，徹底澄清，以對祖先，以儆子孫，更為“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4萬同胞伸冤。

　　日期與地點：在南京審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時，親歷“南京大屠殺” ，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梅奇牧師(返美后任耶魯大學駐校牧師)、貝德士教授(金陵大學歷史教授，后任該校副校長，返美后任紐約聯合神學院教授) 及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等出庭作證。貝德士說∶“南京失陷后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期間恐怖達于極點，從第六禮拜到第七禮拜的期間恐怖是嚴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司庫和秘書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也對南京審判法庭說∶“在最初的六個禮拜中，曾每天提出兩次抗議。”于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才有“在日軍占領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20萬人以上” 的裁定。據此，學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殺”只為期六個星期。“南京大屠殺”不只是六個星期，雖然這六個星期的屠殺最為嚴重。

　　如果我們需要確切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最嚴重階段，那應該是從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淪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備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兩天后，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復南京秩序。盡管有松井和天谷的允諾，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奸淫、掠奪、放火并沒有顯著的改善。當時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喬治·羅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發往柏林外交部的電報還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統治已達無以復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電報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些穩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羅森還提到直到他動筆寫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還看不到一家中國商店 。史邁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戰禍寫真》中說，南京市區在1938年3月份，有許多大門還是封著的。再有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當時留在南京在德國大使館工作，其遺稿中記有“一個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國教會院內強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報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國人所作之記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及其科長蔣公谷兩 位醫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僑李格斯的汽車作南京陷后對市區的首次巡示 ，蔣氏于其《陷京三月記》有如下之記載∶“出新街口，經太平路，夫子廟，轉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敵兵外，絕對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涼凄慘的景象，令我們不忍再看。”

　　蔣介石的衛隊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的郭岐營長于南京淪陷后三個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淚錄》，連載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報》。戰后，郭在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對質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為“南京大屠殺”的瘋狂劊子手。郭寫到∶“有人說獸兵剛進來頭三天總是放槍奸淫燒殺的……結果過了一禮拜不見停止，過了三個月仍不見停止!”另一位教導總隊的士兵營長鈕先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抗戰開始時，正肄業法國軍校，當即遄返報國。南京陷敵后，鈕落發為僧，潛居八個月始逃出南京，現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國洛杉磯。在其所著之《還俗記》中，描述他化裝和尚搭京滬 火車脫險，在車廂內的情景∶“當時京滬淪陷已半載有余了，日軍為了確保他們的統治權，憲兵當然已不便在公共場所明目張膽地殺人，……在鬼子憲兵監視下，我不敢過分地東張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視線，閉上眼簾，一只手搓著頸項上所掛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狀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鄉村躲避兩個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離南京，著有《淪京五月記》，連載于1938年7月的漢口《大公報》。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見∶“近來日兵奸淫婦女的事，在白天雖少有見到，但在晚間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見之即趨前阻攔，籍檢查為名，遍摸全身，百般調戲，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聽其胡為，否則，刺刀舉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沒有一個婦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續到1938年的夏天，雖然明顯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殺和奸淫的程度逐漸減少。可以說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殺”時期。最有力的證明就是兩個慈善機關(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及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記載。林娜在其《血淚話金陵》中道出其緣由∶“從日本兵進城起，到我離開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從未停止 ，其實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馬上又有一批新的來補充。”南京雖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漢奸自治委員會的成立，以陶寶慶及孫淑榮為正副會長，但未能使日軍的燒、殺、奸、掠稍擱，以致“小屠殺”繼續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鴻志的“維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還都南京時，始得恢復。客觀地判斷，“南京大屠殺”的期限應該說是“半年”，或者說三個月的“大屠殺”和三個月的“小屠殺”，才與事實符合。“東京審判”的判決說∶“在日軍占領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又說∶“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內的人稍稍好一點。在南京四周200華里(66英里)以內的所有村莊，大體上都處于同樣的狀態。”“南京四周200華里”應即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這正好是東起于南京城東北，長江南岸之烏龍山，經堯化門、仙鶴門、麒麟門、馬群、蒼波門、 高橋門、上方鎮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廟、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贛)鐵路，再東北上直趨江心洲對面之上河鎮。實際上，這也就是保衛南京的防線，主要是南京之東南兩方，也是人煙稠密的區域。同時，這一區域是南京防御的戰場，村民多在日軍未到前遠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難，所留者多為老弱和婦孺。日軍所至，未及逃避者，幾乎極少幸免。